从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看重庆开放发展新机遇******
1月11日，以“开放高地·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3重庆·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以下简称招商大会）举行。大会设立两江新区主会场和德国分会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邀请重点企业嘉宾及涉外机构共计260余人，世界知名企业25个，外资企业30家，领事机构和国际商协会18家。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2023年，世界怎样看我们？我们如何看自己？哪些机遇是我们不容错过的？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世界怎样看我们
“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承受了新冠疫情以及复杂国际环境的多重压力。进入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我们注意到，市场的情绪逐渐变得高昂。我们相信，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很大可能因中国经济的振作而出现复苏。”罗兰贝格管理委员会全球联席总裁戴璞在视频演讲中说。
戴璞介绍，罗兰贝格是一家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已服务中国40多年，拥有300名顾问，为中国的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因为了解中国，所以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从2022年至今，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但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中展现了韧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正加速打造未来经济引擎。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中德双方企业家应深度合作，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交流、产业协同、项目合作。
世界目光不但聚焦中国，还关注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聚集度高。未来，我们将促进德国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共赢。”米夏埃尔·舒曼说。
“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在招商大会上，原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罗熙文通过视频表达了投资重庆的感受。
罗熙文说，2019年8月，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2020年10月，创新中心投入运营，在此后的时间里，创新中心与重庆一起克服疫情影响，成为达索系统在全球运营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一。
记者了解到，达索系统创新中心在重庆围绕汽车、电子两大产业，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通过其擅长的3D体验智能制造平台，将企业产品的开发、验证、生产、销售、运营等流程，整合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康宁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康宁显示集团总裁张铮表示，康宁公司与重庆结缘7年有余，双方合作日益紧密、牢不可分，“2021年我们推动了显示科技的热端项目和消费电子项目在渝投资。康宁对投资重庆始终信心满满。”
我们如何看自己
“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在新时代新征程干得更出彩”
“赛力斯新能源汽车已在重庆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目前，15亿元投建的新能源汽车升级项目已在两江新区启动，力争为重庆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贡献更大的力量。”在招商大会现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信心十足地说。
张兴海说，赛力斯已决定携旗下高端智慧新能源战略车型SERES5，亮相第100届布鲁塞尔车展。该车展是2023年开年后举办的欧洲最大汽车盛会，这也意味着赛力斯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干得很出彩，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张兴海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源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袁明学在招商大会现场自豪地表示，长安汽车已在全球构建起6个研发基地，研发实力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连续12年名列前茅。长安汽车的产品已销往7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首个产销突破20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
“下一步，长安汽车将依托在渝布局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梧桐车联科技公司、长安科技公司等重大科技项目，加速打造阿维塔11、深蓝SL03等明星产品，为重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为科技长安提供有力支撑。”袁明学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还源于开放水平的提高。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文波，通过视频表达了三一重工选择在两江新区建设西南地区首个智能制造项目的正确性。“在重庆投资非常愉快，这里的政府诚信、务实、高效，兑现了招商的所有承诺，未来我们持续看好重庆，将加快推动两江智能新工厂建设，并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让产品走出国门。”向文波说。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华在招商大会现场表示，在智能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中国企业有机会获得全球行业的话语权，“我们投资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经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把握当下时局，瞄准新能源汽车、自动化、数字化等领域果断出手”
2023年，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当下的时局便是机遇之一。由于能源危机和政治框架的变革，德国生产条件变得更加艰难，许多受影响的德国公司目前正在想办法削减成本，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国外，开拓新基地，这就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至于重庆与德国可在哪些领域合作？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根据目前中德合作的现状，在智能制造、环境技术、电子信息、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存储等领域合作空间较大。
事实上，米夏埃尔·舒曼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带着一批德国企业坐在招商大会的德国分会场。在大会的交流发言环节中，德国欧亚电巴国际有限公司、德国PSI软件公司等企业，在德国分会场通过视频表达了与重庆合作的意愿。
戴璞表示，未来在工业自动化、数字化、脱碳技术等领域有巨大机遇，根据罗兰贝格掌握的信息，许多国外公司希望通过上述领域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高国华则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相信在这一轮新汽车产业变革中，中国将涌现一批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科技企业，在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方面形成独特的竞争力。重庆尤其是两江新区在汽车产业方面有扎实基础，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进一步集聚潜力，为将来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不容错过的机遇，当然还有重庆。
在招商大会上，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愚以“世界的重庆，你我的两江”为题，推介了两江新区。他表示，全球企业来渝投资，可享四大机遇：一是万亿级的产业机遇。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向万亿产业迈进，高端装备、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向千亿产业奔跑；二是海量的市场机遇。国家级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实施，覆盖1亿人口，有近8万亿的GDP、3.5万亿的社零总额；三是一流营商环境机遇。对标世界银行指标体系，我们始终以企业评价为第一评价，以市场主体为第一感受，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一号工程”，为企业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四是最优的政策支持机遇。叠加享受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贸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级战略政策的强大支持，也有两江新区“真金白银”的产业发展扶持，每年的支持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不低于50亿元，电子信息不低于5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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